摘要：导读大贤大德的女人不一定都是小脚，喜欢金刚钻戒指的不一定是大家闺秀。连续剧的导演和演员看了这一章的细节便知道，所谓的“上海大小姐”不是只会发嗲撒娇，必须得有本事。多妻制首先是为了生儿子。而大上海有本事的公子哥儿，并不崇洋媚外。他们在都市化的...
导读
大贤大德的女人不一定都是小脚，喜欢金刚钻戒指的不一定是大家闺秀。连续剧的导演和演员看了这一章的细节便知道，所谓的“上海大小姐”不是只会发嗲撒娇，必须得有本事。多妻制首先是为了生儿子。而大上海有本事的公子哥儿，并不崇洋媚外。他们在都市化的进程中早就学会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一号汽车周家”保持了陶渊明的传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闹中取静，不得沉溺于声色之中。
第四章 “结庐在人境”
华山路555号《纯庐》
1930年代，周家四小姐周梅琳(左)和我妈(右)在周家花园。
旧上海一般人知道的“一号汽车周家”，是指牛庄路周家。那是周家的老宅，后来捐给了清凉寺。分家以后，二房先搬出来。因此，“周公馆”先有“同孚路周家”，就是同孚路口，南京西路806号周家二房的周公馆。上海人熟知的“周家花园”，也是二房周纯卿的花园。大房周湘云的豪宅造得较晚，1936年才落成。那是青海路44号，也在南京西路口，离同孚路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落成以后，才有了“青海路周家”。连二房自己人都称大房为“青海路”。
周纯卿应该说是个自由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比较新派，而不是“洋派”。他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一表人才，思想开明。各行各业的洋人都喜欢和他交朋友。他也喜欢洋人的东西，喜欢开汽车，观赛马，驾游艇。他自己买了两艘游艇，带着女儿们玩。一艘叫“追虹号”，是艘赛艇。另一艘叫“飞虹号”，是大的游艇。可以乘十几个人，上面有卧室、客厅、餐厅、浴室、厨房。大餐间很宽，白天招待朋友吃饭，晚上把餐桌往旁边一靠，即可腾出地方来安排客人的床铺，可供十几个人住宿。每年到了赛艇的季节，他就带了全家大小和亲朋好友上船，到青洋港去度假，看赛游艇。少则三天，多则一周。他高兴的时候会亲自开船，故意开得像跑野马似的，在水上横冲直撞，水花四溅，逗得一船人大呼小叫。据记载，那些“洋玩意儿”，他“样样都会，而且样样都精”。
知道他喜欢玩汽车，那辆“一号汽车”就是他的一位外国朋友留给他的。那是一辆黑色的、长方形的轿车，司机的座位在右 边，全车可乘坐12个人，前排4人，后排4人，前排的座位下面有小凳子，拉出来又可坐4人。车内前座和中座之间有一排玻璃窗隔着，有小窗可与司机通话。我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那块一号汽车的车牌并不是像当代人想像的那样，在拍卖场上你争我夺，黄雀在后的交易，说什么周湘云“捷足先蹬”，“不惜重金”等等，令我恶心。这种措词看得出是迎合当代的土豪追求身价的欲望，穷凶极恶，巧取豪夺。首先，这辆车不是周湘云的。其次，周湘云收藏字画古董，他不收藏汽车。这辆车是二房周纯卿的。
据我小时候的记忆，家里的老人都说是一个外国朋友离开上海的时候不想带走，留给他的。因为他和周纯卿相好。周纯卿为他置办和经营过他的房产，走的时候帮他处理他的财产。或是作为酬劳，或是知道周纯卿喜欢汽车，就留下给他了。并没有什么金钱交易。上文提到，早年法国主教里来退休，离开上海回国的时候，几块地皮，几个弄堂房产都送给周礼堂了。何况那位外国朋友，现在周家的老人说是一位丹麦医生，撤离上海时逢大战前夕(1913)，留下一辆旧车给他的朋友或经纪人，是很说得过去的。当代上海人忘却友谊和交情，只爱虚荣，以一块车牌标榜 一家人的“身价”。我强调这一点，是用合理的推断解构拜金主义的神话。
应该标榜的是周纯卿不肯出卖一号汽车，不向洋人低头的骨气。而当代史家却把这一点淡化了。他是富二代，在洋人面前不像安徽来的穷小子那么谦卑。他不认为华人低人一等，因为他比同行的洋人能干。他的业绩已经超过了洋人。他相信民主，自由，平等。他认为上海是他的祖辈和同乡们辛辛苦苦开拓，打造的，洋人没有华人怎么占据上海的地盘? 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为什么他不能数第一? 他想拥有的不是“一号汽车”，而是中国人在上海应有的地位和主权。用英国人的话说，“他知道自己是谁”。
周家的富二代喜欢洋玩意儿，但并不崇洋媚外。“一号汽车”到了他家的马房里，他马上就动手改装车的外型。他在挡风玻璃两旁安装了两只方形的车灯，就像旧时马车或自备车(人力车) 上的车灯一样，点燃蜡烛，可给汽车增加些古色古香的神韵。还在车门的把手处，用铜镶嵌了一个篆文“周”字。他甚至把原先工部局发的“沪001”牌照也换了。自己用黄铜制作了一块椭圆形的牌照，黑漆，写的是古罗马的数字“I”字样，号码下刻有SMC(上海工部局的缩写)，极其醒目。周纯卿得意洋洋地将此牌照挂在车前。从他把车灯改装成灯笼形状，车的把手刻上古体“周”字看来，可以说他引以为豪的是，他能够引进先进的交通工具，“洋为中用”。好比今天上海的地铁。
他为自己在南京西路造的公馆也是这样。分家以后，他很快就在南京西路同孚路又置了一块地，建造他自己的公馆。那一栋四层楼高，五开间宽，坐北朝南，占地面积三十亩的豪宅，外表并不奢华。看上去不像西区的“洋房”那么“洋气”，采用西方别墅的模式，尖顶，外观带有西班牙或法国式的特征，而是他自己设计的平顶建筑，结合古罗马和英国都铎式建筑，非常厚重，庄严， 宽大。正门有两根罗马式巨柱，门厅全部用大理石铺地。装璜极为考究。里面大客厅、小客厅、大餐厅、小餐厅、中餐厅、西餐 厅、跳舞厅、更衣室等等，大凡当时洋行大班住宅里的陈设，一应俱全。主楼东部有一个账房楼，里面常年忙碌着很多账房先生。有的账房先生就住在楼里。
周纯卿公馆 （前静安区少年宫），南京西路806号
特别的是，大厅四壁虽饰有西洋油画，餐厅的天花板上却镶嵌着中国民间文化的图腾，不是龙凤呈祥的皇家符号，而是白色的十二生肖立体图案。即便公历已经西化，毕竟中国人到今天还是知道自己属什么。这是千古流传的文化。地板是用细木条拼成的花样地板。
楼居整个地盘的中心，花园分前花园和后花园，还有一个网球场。水泥铺的空地，可停放十多辆轿车。汽车从右边的水泥路开进来，须绕过大草坪才能到达主楼，然后再从左边道路出去。南部是前花园。前花园铺有英国式的草坪，但是园中假山林立，楼台亭阁，也有小桥流水，如同一般的中式庭院。靠马路的一边，高大的雪松，广玉兰和香樟树把楼台亭阁都挡住了，只望得见房子的顶端。
想来周纯卿自己设计的假山和小桥一定巧夺天工，造得非常诡异，因为解放以后，周公馆改成静安区少年宫。有人发现，里面的假山和九曲桥可以引发儿童的智力和胆量，在园中设立了一条“勇敢者的道路”，还挂上绳子做的吊桥，好像是要让下一代体会一下红军长征时横渡铁索桥的经历。静安区少年宫在当年是很有名的儿童乐园，就像现在的迪士尼游乐场，当然规模没有那么大。少年们都知道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我不住在静安区，只是在报上看到过。我去过市少年宫，那是哈同的旧宅。
最遗憾的是，1996年，我出国十七年后第一次回上海，我妈和我一起走在石门一路上。快到南京西路时，她和我说，“我外婆家的那栋房子听说就要拆了。我小时候在里面长大的，要不要进去看看?” 我小时候跟她无数次走过那里，她从没有说过这种话，也从没带我进去，或在门口看一眼。现在想来，可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是不敢说这种话的，因为说了就是恋旧，就是“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会犯错误，会倒霉的。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下放了，她才敢说。可是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世道已经变了。我对周家也没有兴趣。我和陈乃珊不同，我没有怀旧，恋旧的情感。我到了国外以后，觉得像我在美国的姨妈那样，不靠祖宗家产，能够自己发奋图强，闯出一条路来的才值得骄傲。国内的那些周家后人，为了周家的遗产，和我爸打官司，小心眼，伤和气。我觉得他们好无聊，太复杂，不愿去理会。所以我就对我妈说，过去的过去了，不看了。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和那时候的中国政府一样，还顾不上上海滩老房子的历史和价值，还顾不上文物保护，非物质遗产的传承。没想到那幢房子是新中国成立，新政府解放上海时期有历史意义的会址。我也没想到，历史有一天会需要重写。现在看到报纸上说，拆楼时很困难，施工队使用了特殊的爆破技术才将主楼拆掉，报上说，可见当年造得很坚固。物质上的损失是政府的。周公馆一号汽车的精神作为非物质遗产是民族的，也许写下来还有人会要传承下去。
周纯卿南京西路806号的周公馆虽然拆去了，他在华山路的花园却有一部分得以幸存。旧上海一般人知道的“周家花园”， 不是周湘云延安中路上的《学圃》，而是华山路上周纯卿的花园， 名《纯庐》，取自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闹中取静，地处以前上海的法租界，现在还是上海最名贵的地段。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十里洋场，周家人的理想世界却是一个中式 的世外桃源。我妈到了周家以后，她的外祖父给娶了一个小名， 周家人都叫她“静媛”。周家信奉“以诚养德，以静修业”。我妈也真的很“静”，不声不响，很少开口。她的两个姨，周素琼和周梅琳，家人叫“小三”，“小四”，有时候学了海口，叫她“静格里”。这索性成了她的昵称，连我爸都叫她“静格里”。
这花园现在叫《华山花园》，因为它属于华山医院的一部 分。2010年以后列为文物保护重点。2014年，我去上海度春假， 我表妹告诉我说，周家花园现在开放了，你去看看。她从小就住在华山路，她家就在花园的旁边，大约半条马路。她也从来不知道华山医院里面有这么个花园，以前还是她奶奶家的。一天下午， 我路过华山医院，进去看了一下，没想到，果然不同于一般租界上的私家花园，画栋雕梁，精致典雅，古风犹存，肃穆庄严。因为是文物保护，许多树木都树牌注明是百年老树，有紫藤、五针松、白皮松等等。
我首先寻找的是小时候听阿妈说起过的石舫，她说那是我外祖母相亲的地方。果然那画舫还稳稳地屹立在湖心，虽不能进去，看上去里面的厅堂可以设宴。除了那石船，沿着长廊一路走去，一栋栋独立的庭院，如同怡红、潇湘、蘅芜，各有各的特色， 外观还很完整。居然还有一栋楼，名《藏书阁》，门前玉兰花盛开。周家简直是把宁波的《天一阁》和南京的《大观园》搬来了上海，集江苏和浙江之大成。可惜，铁将军把门，里面都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化学实验室，不准入内参观。不得进也罢。周家祖辈行医，儿孙的建筑如今为医疗事业所用，周家花园是病人散步的地方，也算是物得其所，治病救人的精神得以延续，医院越开越大，周家的先人“周半仙”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
于是我随着小桥流水，走过一座又一座引人入胜，造型古朴敦厚的石桥，真的是“步移景异”。2011年，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华山花园话桥”，专门研究华山花园的石桥，就是这么说的——“步移景异”。说是华山花园里的桥特别精致，因其水的形式较为丰富，“大块的湖面和涓涓细流交相成趣”，故而桥的形式也很丰富。总的来说有两类，石拱桥和平桥。“一动一静，一活泼，一沉稳，一柔软，一坚实。相得益彰。”还说“华山花园里的桥，是在给进园的人一种指引，一座连一座，一座又一座，先让你绕美女雕塑大半周，远观而不能亵玩，再引你到画舫观石船， 最后送你到楼内。”
说到这个美女雕塑，是指湖中心有一座白色的西洋石膏雕像，看上去半像观世音，半像美人鱼。工艺粗糙，一看就知道是近年来马路上搬来的“烂泥菩萨”，普通石膏像。这可能是保护园林的工作者为了媚俗和煽情造出来的。其实这石膏像破坏了整座园林庄严肃穆的氛围。不过也是这石膏像塑造了周家的女儿的故事，让幽灵缠绕着当代人的幻想。我不得不解构一下这个当代想象中的神话。这和《导言》中提到，当代人不胜羡慕旧上海的名门闺秀，金枝玉叶的迷思有关。当代记载中误传，这个花园是周纯卿为他一个患了肺病的女儿，不惜千金造起来的。后来这位千金病死在园中，颇有潇湘风雨，黛玉焚稿的凄凉味道。同时又使不少当代名媛想入非非，说是“令人羡慕”。
故事的确是有的，但是这个花园可不是为了给女儿养病造起来的。上文提到，周纯卿娶的第一位姨太太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名周亦琦，她是周家二房的二小姐。我妈叫她“亲伯”。据说比她同母的妹妹三小姐周素琼漂亮。可惜红颜薄命，她嫁给姓姜的一户富商，也是宁波人。丈夫叫姜瑞昌。姜家住在乌鲁木齐路上， 也是一座洋房。离周家花园很近。二小姐婚后不久，倒是生了个大胖儿子。不幸，她得了肺病。婆婆很凶，抱走了她刚出生的儿子，把她和丈夫隔离起来。她丈夫也保护不了她。她悲痛欲绝， 只能求助娘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周家把她接回娘家，住在花园里，隔离养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久，她不治身亡。周纯卿也够惨的，死了心爱的姨太太，又死了最漂亮的女儿。有什么好羡慕的?
这位二小姐出嫁的时候，至少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了。因为她生的那个胖儿子，比我妈至少要小十来岁。我妈是1927年出生的。那花园看上去也不像三十年代的建筑，至少是二十世纪以前的建筑。那些百年老树有可能是建造时种的，“纯庐”应该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何况，周纯卿就是要为女儿养病造个花园，这样的花园，哪里是立时三刻马上造得起来的?看来虚构毕竟是有漏洞的。近来网上对于这个神话的质疑多起来了。
不过故事还没有完。周家走了一个“林妹妹”，来了一个 “薛宝钗”。真正的大家闺秀，上海大小姐的德性和风范还在后面，值得一提，值得称颂。媳妇过世以后不久，姜家又来周家提亲，要三小姐“填房”。因为姜家祖父祖母宝贝孙子，想自己人不会亏待还在襁褓中的孙子。小姨子填房也是有传统。哪里知道，周家的“三公子”，可不像她二姐那么软弱，好说话。她一口回绝。说是宁可终生不嫁，也不去姜家“填房”。周纯卿也没有勉强她。这我是听她亲口说的。她经常在我外祖母跟前数落:“我就是不相信那个姜家的瑞昌。我早知道他不可靠。盛康年不管怎么样也比他强。” 盛康年是她后来自己选的丈夫。也许她是有眼光的。当年，姜家不久就娶了另一家姓康的小姐，名叫康秀宝。康家也是宁波富商。她是康家的大小姐，她自己娘家有兄弟姊妹，我都见过。没想到，这位康家大小姐大贤大德，充满爱心，对前妻的儿子视如己出，宠爱有加。她过门后生了一个女儿，叫安琪。
为什么康秀宝会成为周家的第三代呢?因为她过门以后， 不仅“填”了姜家的“房”，而且补了周家二小姐的空缺。周家凡是过时过节，生日忌日，家人团聚，都少不了通知她，她都到场。我叫她“姜家婆婆”。她待周家姐弟情同手足。说来奇怪，她的仪态和长相和周家人也相像，都是圆圆胖胖的，看上去像一家人。眉眼脸蛋比我外祖母和三小姐都漂亮。也许她带着周家的外甥经常回周家，周家的人也欢喜，毕竟是周家的血脉，一个男孩子。所以周纯卿过世以后，析产时她也和周家的女儿一样有一份。可见周家人厚道，只要家人团聚，欢欢喜喜就好。胖的总比瘦的厚道，大方。
当周家的女儿容易，当姜家的媳妇却不容易。五十年代，姜瑞昌在外面搭上了一个交际花，带着那个女人去了香港。一去不回。这就是为什么三小姐会在我外祖母面前一再数落她的二姐夫。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康家大小姐，周家二小姐任劳任怨， 恭恭敬敬地伺候高龄的公婆。周家人背后叫他们两老“老摆饰”。就是说姜家那二老很老派，很古板，家规很严，不好伺候。当年周亦琦就受不了他们，回了娘家。可是这一位姜家大小姐却是大贤大德，人前总是带着笑容，从未见她愁眉苦脸。她也不是传统的老式女子，却承担了姜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务琐事，有担当，有爱心。在文革后期给俩老送了终。她丈夫也没有回来。
她并不是老式女子，应该说是很洋派的。她给她儿子结婚办的那场婚宴是解放以后，周家红白喜事中最体面的。我还记得那场婚宴，在国际饭店十四楼举行。我妈花了好长时间给我做新衣喝喜酒。那天真是大开眼界，新娘穿的是白色纱裙，饰红玫瑰鲜花。那在1959年的上海，是非常大胆，开明，西方式的。我还记得，敬酒时婆太太忍不住哭了，她思念她的丈夫，说是儿子成家了，总算对得起他了。当然，也可以说，是对得起周家了。
周家娶了一名“一号新娘”，上海滩最漂亮的名媛，叫刘璐文。据说，当时上海西区的小资社会有十位美女。公认她是最漂亮的。进门后生了一个女儿，和我弟弟同岁，应该是1960年生的。不久，这位媳妇来周家外祖母处抱怨，说是她婆婆不肯把他丈夫生母的钻戒给她。她以为周家的外祖母会帮她说话。她想错了。周家可是真的把康秀宝当女儿的，没有理她。不多久，这位漂亮的媳妇和他老公的一位姓俞的朋友相好，听说比她老公有钱。 那朋友带她去中国银行开保险箱，让她看里面有二十二万存款， 并答应里面的首饰以后都给她。回来后，她就离婚另嫁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她和她的第二个丈夫从洋房里被扫地出门，存款和首饰也都被红卫兵拿走了。我上学回家路过她家门口，亲眼目睹她好可怜，被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在扫弄堂。我那位表舅不久也另娶了，也是一位淮海路上的名媛。文革期间，也顾不上办婚礼。那段婚姻倒还稳定，生了两个儿子。媳妇比不上婆婆，管不了前妻的女儿。
那姜家的孙女才三四岁吧，他妈就离了。祖母从此把孙女带在身边，含在嘴里怕烫，吐出来怕冷，当作掌上明珠，一手抚养长大。记得有一次她在周家，听说孙女发烧了，马上非得回家。孙女和她一起睡，睡在她的床上直到出嫁。出嫁也是她一手包办的。中美建交以后，她把这孙女嫁去了美国。她可不是家庭妇女，在家闲着没事。她是有工作的，和我妈一样，解放以后周家的第三第四代都在房地产管理所记账。文革时，康秀宝就因为得了周家的遗产，被打成了“资本家”。她和我妈和周家的两个弟弟同命运，下放劳动，做了泥水匠。我看见她在淮海路上手里拎了一个 泥桶，还笑嘻嘻的和我打招呼。
文革期间，周家人都被抄家洗劫一空，生活很困难。倒还幸亏有这位二女婿在香港，还能寄一点外汇回来，除了他家里的人，他总算也接济周家的岳母，他早已去世的前妻的后母，石氏。八十年代初，香港通行以后，“姜家婆婆”带了女儿女婿去了香港，和她的丈夫破镜重圆。听我妈说，去了香港以后，她自己开了一家绒线店，继续工作。因为她把孙女嫁去了美国，儿子媳妇带着儿子也去了美国。我在爱荷华的时候还和她儿子姜金章通过一次电话，他们住在密苏里，下面一州。我那表舅舅在山姆大叔钢铁公司做工程师。也许是异乡遇亲人吧，和我聊了很久，说是自己在造房子，还说他妻子要求太高，造房子一定要朝南，而且浴室一定要有窗户。美国人哪管这些。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1996年我回上海时，有幸见到那一对破镜重圆的老人。两人都是红光满面。他们从香港回来，住在衡山饭店。姜家公公听说我在爱荷华当教授，大为惊讶，说是在国外华人很少能做教授的。“你一定像你爸，有本事的”。他在国外久了，知道华人在国外的地位。现在回想起来，我至少为我爸在周家人面前争了一口气。我妈结婚的时候，新郎的祖父，她舅舅周德霖嘲笑我爸不是读书人，故意送了文房四宝作为婚礼，取笑我爸。其实他自己也不是读书人。周家只有大女婿是读书人，可能是他被大姐夫小看了一辈子，趁我妈出嫁的时候，笑话大姐夫的。可是，谁想得到，如今周家二房的读书人，居然只剩一个，就是我爸的女儿。所以当那位姜家公公知道我不容易，在国外做教授，我总算是为我爸出了一口气。
那一次我们见面，是参加周德霖大女儿的儿子的婚礼。算是周莲塘这一房第五代的一场喜宴。新郎新娘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原来开放以后，这新郎去了澳大利亚，投靠了他的两个舅舅。也就是周纯卿的长子长孙和二孙。那两个是六十年代初高中毕业的。他们在美国纽约的母亲替他们安排了去澳大利亚，上医学院的。我还记得他们走时，周家在静安寺聚会。突然间，太外婆哭了起来，旁边的女眷们也都跟着流泪。我一问，才知道他们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当然，周家的长孙，二孙，就此看不见了，谁不悲哀。我隐隐还记得他俩从寺门口离去的背影。那时候出国不能声张，只能静悄悄的走。
他俩的生母就是陈乃珊念念不忘的那幢绿房子原来的主人贝家的大小姐贝凤珍。贝凤珍是建筑家贝律铭的姐姐还是堂妹我就不清楚了。她和我妈是闺蜜，后来去了纽约，来信时提起过贝律铭，所以我想他们是一家人。我记忆中一直把这房子和贝家联系在一起是有原因的。同仁路那幢绿房子，我小时候进去过一次。记得贝家有两姐妹住在里面。她们在家里招待上海工商界女眷， 开“神仙会”。我是跟我外祖母去参加活动的。现在一查，才知道那幢房子原来是贝家的，只是贝家把那幢绿房子给小女儿做了陪嫁，才成了吴同文的住宅。贝凤珍是贝家的大女儿，虽说贝家也是世家，她嫁给周德霖，“一号汽车周家”的大少爷，门当户对， 也算是“嫁入豪门”了。贝家小女儿陪嫁一栋洋房，当年大小姐出嫁，嫁妆一定不会少。可是贝凤珍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以离异而告终。
四十年代初，她刚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周德霖就有了外遇，而且是风月场上的大美人，名叫潘文伊。她父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赌场老板，人称“老潘”，女儿就叫“小潘”。这位年轻美貌的小潘马上替他生了两个儿子，一定要进门。现在想来，周家第三代的大少爷结婚得早，当时二十岁刚出头。他喜欢女人，很容易就被南京路的地头蛇设下的罗网给套住了，脱不了身。他也没想到，堂堂“一号汽车周家”的大少爷，娶个姨太太有什么不可以。
可是贝凤珍也是“一号汽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很痛苦，要想离婚。家里只有我妈这个不姓周的她可以信任。两人要好，她就和我妈一起去算命。听阿妈说，算命先生告诉她，她目前好比“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离婚以后一定能平步青云。她听了算命的，下决心离了婚，远走高飞，去了美国。不久在纽约嫁了一位姓金的银行家，又生了两个女儿。六十年代，她在美国生的大女儿已经成年结婚了。从她寄来的喜宴上的照片看来，那位算命先生的话多少是应验了。现在想来，她把她的两个儿子送去澳大利亚学医，也是不想让两个儿子像他们的父亲那样不学无术，不求上进吧。她的两个儿子成了医生，治病救人，也算是在万里之外，隔代相传了周家祖上的基业。
当年周家人责怪我妈，没有劝阻她。可是后来当我妈和我爸的婚姻出了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周家人都怂恿她离婚。我记得太外婆提起贝家的那位少奶奶贝凤珍的时候，说贝家的女人是冷血动物，不通人情世故。言下之意，富家子弟娶个小老婆有什么了不起。到那时，周家二房已经忘了水夫人的家规， 不准娶姨太太。也许贝家的女人比周家的女人洋派，西化了，血就冷了。周德霖可是个多情种子，离婚后一直留着前妻给他织的毛衣，二十多年不肯舍弃。这是我听他亲口对我妈说的。他还说他的后妻为这毛衣吃醋，和他吵架。他郁郁不乐，跑来向我妈诉苦，表达他的悔恨。那时我们住得很近，才隔一条马路。
他后来娶进门的“小潘”，倒真是一朵鲜花。十里洋场出名的漂亮女人，水灵灵的大眼睛，白白的肤色，高高的身材，言行举止，楚楚动人。人倒不错，很单纯，很大方，也很讨人喜欢。我妈客客气气叫她“舅母”，我叫她“大舅婆”，蛮喜欢她的。只是她不会相夫教子，断送了周德霖的前程。娶了这样一个美人，周德霖的家庭生活并不快乐。老婆经常和他吵架。文革以前他就郁郁不乐，要死要活的，企图自杀，被救了过来。后来在文革中三次自杀，最后一次终于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后妻生的两个儿子，小名叫四毛、五毛，和贝氏生的两个二毛、三毛年龄差不多，在上海真的成了纨绔子弟。直到开放以后，这两个儿子也去了澳洲， 找到了他们异母的两位兄长，在那里定居了。
我唠唠叨叨地说这些琐事，是想说明，大户人家的女眷不都是像当代连续剧里仿造的那样，成天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或穷奢极侈，追求的不是白马王子，就是名牌名车名包。大贤大德的女人不一定都是小脚。喜欢金刚钻戒指的不一定是大家闺秀。所谓的“上海大小姐”，在我记忆之中，不是只会发嗲撒娇，而必须得有本事，面面俱到，高高在上，落落大方。多妻制首先是为了生儿子，多子多孙，人丁兴旺。总比生了不承认，偷偷地养在外面强。长幼有序，只要各就各位，知道自己是谁就好。正室和偏房，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家景好的时候，也不多几副筷子。患难的时候，是亲人还得接济，还有个依靠。按传统，投亲是正道。大户人家，要上上下下人都服你，靠的还是德行，宽宏大量，正气凛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世无三代富”的规律暴露了私有制的致命伤，财富传承的问题。没有儿子是根本，或者有了儿子不得力，不能继承家业，那么再大的家产，迟早是别人的。周湘云就是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离家出走，就后继无人了。最后的遗产到了我爸手里，怪谁去?
作者简介：林涧（Jennie Wang）是当代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批评家，美国文学教授。学贯中西，通古博今。
